△圖片由華為公司提供

　　溫哥華當地時間11月18日，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結束了對孟晚舟引渡案的第四位證人——來自加拿大邊境管理局的官員桑基特·迪倫的交叉詢問，并在隨后又聽取了第五位證人——同樣來自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的索米思·卡特拉加達的證言。

　　對迪倫的交叉詢問依然是集中在他為什么要盤查孟晚舟有關華為在伊朗開展業務的問題。

　　雖然迪倫聲稱他是基于維護加拿大國家安全的考慮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但是當律師問他：除了問華為在伊朗開展業務的問題之外，是否問了華為在朝鮮和敘利亞等國開展業務的問題，迪倫承認，他沒有問。

　　這里就暴露出來迪倫證言的自相矛盾。加拿大當時沒有制裁伊朗，相反，卻對朝鮮和敘利亞進行了制裁。那么，迪倫作為加拿大邊境管理局的官員，如果真是出于對加拿大國家安全的考慮，沒有問華為在朝鮮和敘利亞開展業務的情況，反而去問伊朗的事，這顯然是不合邏輯的。

　　如果迪倫只是以加拿大執法官員的身份幫助美國聯邦調查局來盤問這個問題，那就能解釋通了。

△迪倫的書面證言顯示他當時盤問了孟晚舟關于華為在伊朗業務的問題

　　迪倫在解釋他為何認為孟晚舟和華為公司威脅加拿大國家安全的時候說，他的判斷來自于互聯網上的信息。

　　律師指出，2018年12月1日，也就是逮捕孟晚舟的那天，有一封抄送給他和另一位邊境管理局的官員司各特·柯克蘭（Scott Kirkland）的電子郵件。這是一個內部分發的每周例行報告，其中有關于孟晚舟案的鏈接。律師問迪倫，是否打開過這個鏈接？迪倫說，沒有打開過。

　　這樣的回答非常不合理。迪倫是一位政府官員，出于加拿大國家安全的目的，正在經手孟晚舟的案子。他不是在內部報告和通過內部信息渠道了解孟晚舟案的相關信息，甚至根本沒有興趣去打開相關的鏈接看一眼。反而是到信息非常不可靠的互聯網上查看孟晚舟和華為公司的消息，并由此認為孟晚舟和華為對加拿大國家安全有威脅。

　　事實上，迪倫連他在互聯網上搜索孟晚舟和華為公司的說法也是撒謊。根據2018年12月1日的迪倫本人的工作筆記和多份官方文件，都沒有迪倫搜索互聯網查詢此事的記錄。所以可以推定，迪倫是事后編造的謊言，目的是掩蓋他盤問有關華為在伊朗業務的這個反常行為。

　　相對于迪倫的滿嘴謊言及其證言的漏洞百出，當天出庭作證的第五位證人——來自邊境服務局的索米思·卡特拉加達的證言倒是透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細節。

　　其一，在2018年12月1日上午9點多，聯邦警察和邊境服務局開了一個聯席會議，會上通報了要逮捕孟晚舟的事，還展示了逮捕令，而且還確定了先由邊境服務局進行盤問，然后再進行逮捕的方式。

△對孟晚舟的逮捕令上有明確的“立即逮捕”的要求，但是警方卻多次改變逮捕的地點和時間

　　這個證言就回答了之前的一個疑問：逮捕孟晚舟之前，先由邊境服務局進行盤查以獲得所需的信息，然后再執行逮捕，是經過事先設計的。

　　卡特拉加達還證實，他當時就知道這是一個重大案件，案件有可能會在事后進行復審。所以，他認為在程序上應該讓聯邦警察和邊境服務局的職責相互保持獨立以免事后難以解釋。

　　要知道，卡特拉加達是迪倫和柯克蘭的下級，他意識到了這個案件重大，想到了事后會有復審，為此也做了相對比較詳細的工作筆記。而他的兩位上級卻不僅沒有做正常的工作筆記，還刪除工作郵件，甚至用不靠譜的互聯網信息來判斷事關國家安全的大事。那么，誰的證言更可信呢？

△卡特拉加達的工作筆記比較詳細，甚至有準確的時間

關于聯邦警察為什么要拿走孟晚舟的電子設備，卡特拉加達說，他認為是因為美國聯邦調查局想要這些東西。如果警方想從邊境服務局這里獲取他們需要的信息，實際上是有合法途徑的，就是要填寫書面申請。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當初邊境服務局的官員為什么要把孟晚舟的手機密碼單獨寫在一張紙條上了。這樣做，實際上是用一種似乎是不經意的方式，讓警方輕輕松松地獲得了這些信息。通過非法方式不僅便利，還避免了填寫書面申請留下證據的后患。（總臺記者 張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