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 2017 年加入上海合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組織”）的新成員，印度的主要關切、行為方式與創始成員國有顯著區別。在網絡合作方面，印度的訴求集中在網絡反恐、提升影響力、打擊網絡犯罪三個方面，具有鮮明的策略性和安全主導特征。這是印度網絡治理立場、總體外交戰略、對外產業聯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未來，上合組織應通過加強互聯網社群溝通交流、擴大信息產業市場準入等方式，增強印度與其他成員國合作的民間基礎和內生動力。
一、印度參與上合組織網絡合作聚焦三大領域
印度參與上合組織合作有兩個主要訴求。一是通過安全合作，特別是打擊“三股勢力”，維護國家安全；二是通過政治合作，特別是就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重大問題表達共同立場和觀點，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力。圍繞這兩大訴求，印度參與上合組織網絡合作，聚焦三個層次：民用層面的打擊網絡犯罪、國家層面的網絡反恐和全球層面的提升網絡治理地位。
（一）打擊網絡犯罪
印度網絡信息技術產業發展迅速，但信息安全保障機制、互聯網基礎設施并不健全，這導致印度既是國際網絡犯罪的受害者，也是全球網絡攻擊和網絡犯罪的重要策源地。因此，加強網絡犯罪國際合作，既是印度信息產業安全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也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印度加入上合組織后，一方面，參與組織框架內的信息通信犯罪合作，另一方面，利用上合組織集體力量，呼吁在聯合國主導協調下，制定網絡犯罪國際規則和法律。同時，印度還與成員國開展打擊網絡犯罪合作。例如，2015 年 11 月，印度內政部長辛格率團訪華，兩國決定建立交流合作機制，共同打擊跨境網絡犯罪、電信詐騙犯罪等，同時，通過專家交流、相互培訓、經驗分享等方式，加強能力建設合作。
（二）推進網絡反恐
反恐是印度參與上合組織合作的最優先事項。在2008 年孟買恐襲案后，印度高度關注網絡恐怖主義問題。加入上合組織后，印度主要在兩方面推進網絡反恐議程。一是爭取上合組織成員國支持其網絡反恐的立場和訴求，例如，制定網絡空間負責任國家行為的普遍規范、原則和準則，打擊利用信息技術破壞國家安全、傳播恐怖主義思想、組織恐怖活動等行為。二是利用上合組織平臺，加強與其他成員國的多邊和雙邊合作，共同遏制網絡恐怖主義。例如，2017 年和 2019 年，印度連續參加了兩屆上合組織網絡反恐演習；印度積極參加地區反恐機構的網絡反恐合作，尤其希望從該機構獲得恐襲情報信息等。
（三）提升網絡治理的國際地位
印度在全球互聯網治理機制中的存在感并不強，而且，影響力有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印度互聯網政治生態與發達國家類似，但是，總體實力和技術水平則處在發展中國家水平。因此，印度出于安全考慮，不愿徹底接受美國的多利益攸關方治理模式，也出于國內壓力，不愿接受中俄倡導的國家間治理模式。
由于這個難題無法在短期內克服，印度轉而依靠外交運籌實現目標，主要做法是：一方面，在互聯網治理立場上向美國靠攏，例如承諾支持多利益攸關方治理模式，以爭取美國支持其提升在網絡治理機制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上合組織、金磚國家、中俄印、印巴南（印度 - 巴西 - 南非合作機制）等合作機制下，倡導建立聯合國主導的政府間信息安全合作架構，提高互聯網核心資源管理機制的平等性、民主性和代表性等，以此向美歐等全球互聯網主導者施加壓力，提升其作為“南方國家代表”的影響力。在這些機制中，上合組織是機制和職能最健全、國際影響力最大且具有鮮明“非西方”色彩的國際組織，因而最被印度所借重。
二、印度參與上合組織網絡合作的特征
2014 年 9 月，印度正式申請加入上合組織。2015 年 7 月，上合組織正式啟動接納印度的程序。巧合的是，恰恰在 2014 年至 2015 年期間，印度調整了互聯網治理立場，改為總體上支持多利益攸關方模式，但堅持政府對網絡安全事務的主導權。受此影響，印度參與上合組織網絡合作時，表現出鮮明的策略性和安全主導特征。
（一）互聯網治理立場已發生深刻變化
印度的互聯網治理政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既有重大突發事件的沖擊，也有利益集團和互聯網社群的持續塑造，更有大國博弈的間接推動。隨著時間推移，印度的全球互聯網治理立場已經發生了深刻轉變。
2015 年前，印度總體上主張以聯合國為核心的互聯網治理模式取代美國單邊主導的多利益攸關方模式。2008 年后，印度對信息安全的國家管控力度空前加強。當時，全球互聯網是由美國單邊監管下的多利益攸關方治理模式所主導。印度認為美國單邊主導是對自身主權的潛在威脅，因而傾向于以政府間多邊主義治理模式取代多利益攸關方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強化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的職責，由主權國家共同管理全球互聯網。例如，2011 年 10 月 26 日，印度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全球互聯網需要一個多邊、民主、高參與和透明的全球政策制定機制，為此，印度提議成立聯合國互聯網相關政策委員會（UN Committee on Internet-related Policies）。這是對美國主導的多利益攸關方模式的公開挑戰，因此遭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激烈反對。2013 年的“棱鏡門”事件加劇了各國對自身信息安全的擔憂，印度由此更加認為互聯網不應僅由美國一家管理。在 2014 年的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會議上，印度提出由國際電信聯盟接管互聯網治理的主要職能，徹底將互聯網治理權收歸主權國家。
2015 年以來，印度轉向支持多利益攸關方治理模式。2014 年 3 月，美國政府在“棱鏡門”事件的壓力下，宣布將于 2015 年 9 月將互聯網號碼分配局（IANA）的管理權移交給全球互聯網社群。印度認為，美國放棄單邊主導權，意味著印度可以通過參與塑造新的多利益攸關方模式，提升在全球網絡治理中的話語權。在 2015 年 6 的 ICANN 會議上，印度通信和信息技術部部長拉維· 香卡· 普拉薩德（RaviShankar Prasad）正式宣布，印度支持多利益攸關方治理模式。他表示，互聯網是多元的，只能通過多利益攸關方模式進行管理，因此，印度不僅支持多利益攸關方模式，而且鼓勵包容更多地區和社群，以進一步促進數字民主。
（二）工具主義傾向和安全主導特征顯現
印度網絡治理立場的調整，既反映了追求信息安全的新思路，也反過來塑造了其信息安全合作策略。在上合組織層面，這表現為工具主義傾向和安全主導特征。
借上合組織撬動與西方合作。印度總體上支持美國倡導的多利益攸關方治理模式，這是印度在戰略上向美國靠攏的表現，意味著印度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態度正在從批評、變革甚至另起爐灶，轉向接受、融入、主動塑造并借勢崛起。但是，印度并不完全滿意這個體系，要真正融入和利用它，既需要改變自己，也需要改變這個體系。單靠印度自身的力量，很難讓一個成熟的國際治理機制主動改革和讓步。
為此，印度采取了分議題結盟的策略：在宏觀的互聯網治理模式上，向發達國家靠攏，主張多利益攸關方共同治理；在信息安全問題上，既加強與發達國家的雙邊信息安全合作，也與俄羅斯、中國、巴西、南非等非西方國家進行立場協調，特別是利用上合組織平臺，倡導主權國家主導、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信息安全機制。分議題結盟策略，一方面，有利于最大程度提高印度的國際支持度，另一方面，也能夠借力打力，提高印度在西方主導的國際治理機制的話語權。
由于印度的目的是借力打力，而非平衡推進各類議題，印度在上合組織的相關合作經常是形式大于內容，例如，反復表達類似的共同立場、提出或重申共同設想和倡議，但鮮見務實合作成果。相比之下，印度與西方國家的合作則更具務實色彩和可操作性。例如，在 2019 年 6 月的印度—法國雙邊網絡安全對話上，雙方不僅分享網絡安全威脅情況，還通報最新的網絡政策和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的舉措；在 2020年 10 月的印美“2+2 對話”上，雙方提出確保開放、安全和有彈性的戰略材料和關鍵基礎設施供應，并獨立評估包括 5G 網絡在內的新興信息通信技術的部署風險。這些內容都比印度在上合組織的相關合作更具體深入且有鮮明的指向性。
以安全議題為核心開展合作。印度互聯網治理立場的變化，并不影響其對國家網絡安全的追求，相反，其目標就是提升網絡話語權，以更好地維護國家信息安全。事實上，印度在宣布支持多利益攸關方模式時，也明確主張主權國家應該擁有在安全議題上的主導地位。而且，在宣布支持多利益攸關方模式三個月后，印度政府就提出了一項《國家加密政策》（NationalEncryption Policy）草案，其中，有條款要求主要應用程序存儲 90 天以上的通信日志，以備政府需要時查詢。盡管該草案很快就因為公眾反對而撤回，但它體現出一個事實，即印度政府始終認為，在安全相關議題上，國家和政府的角色具有特殊性和例外性，即使多利益相關方模式也不能動搖這一點。在此背景下，印度參與上合組織的網絡合作往往局限于反恐、防止網絡犯罪、構建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等狹義安全領域，而在信息技術開發、技術創新機制合作、人員培訓等方面則較為缺乏。
三、加強與印度網絡合作的努力方向
印度參與上合組織網絡合作主要受其網絡治理立場、總體外交戰略和對外產業聯系等因素的影響。未來，應通過夯實民間合作基礎、培育產業和科技合作內生動力等，進一步推進印度與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的網絡合作。
印度參與上合組織網絡合作受三個因素影響。一是印度與其他成員國在網絡治理問題上的立場差異。差異越大，印度參與上合組織合作的空間就越小。印度正式支持多利益攸關方治理模式后，在上合組織框架內的立場協調和政策溝通主要局限在信息安全領域。二是印度總體外交戰略方向。印度在戰略上對美靠攏，對華疏離，必然影響其網絡治理的立場，也會干擾中印信息技術和網絡安全合作。印度在對華合作上的遲疑，必然影響其對上合組織相關合作的參與。三是印度與上合組織成員國的網絡安全和信息產業聯系程度。產業融合度越高、安全相關性越強，合作的內生動力越大。印度的軟件業主要為美國提供服務，產業文化和組織模式受到西方的深刻影響，決定了印度互聯網產業與西方的融合度更高、交流更密切，合作需求也更強。
未來，推進網絡合作的關鍵是練好內功，尤其要在夯實民間基礎和增強內生動力兩方面加強工作。考慮到上合組織的網絡合作主要集中于理念溝通、機制建設、立場協調等方面，下一步，可以利用上合組織平臺，促進印度互聯網社群與中俄同行的溝通交流，增進在價值觀、治理理念、治理模式上的相互理解，逐漸尋找和塑造新的共識領域，為上合組織網絡信息合作培養底層支撐。當前，印度與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合作內容和水平，與各自的信息技術水平、產業實力不相匹配。未來，各國應擴大信息服務業的市場準入，加強產學研對接合作，通過促進互聯網產業融合發展等方式，不斷塑造成員國新的合作需求，培養上合組織網絡合作的內生動力和新增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