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人體器官芯片或許能夠取代我們的動物實驗，成為一種頗具前景的研究手段。”中科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院長裴端卿對人體器官芯片這一全新領域掩飾不住自己的熱情，他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隨著日前中科院大連化物所微流控芯片研究組利用器官芯片技術，成功構建出動態三維高通量血腦屏障模型，人體器官芯片的概念應該被人們所認知了。

取得突破性進展

  研發一種新藥，首先要通過動物實驗，之后進入臨床試驗，被證明是安全、有效后，才可批準上市。但畢竟動物不是人類本身，其對藥物的反應與人體對藥物的反應還是有差異的，這也造成了動物實驗在藥物篩選上的缺陷。

  為了解決這一缺陷，一種結合電子技術與生物科學技術的器官芯片走進了生物醫藥領域。這種含有人體活體細胞的生物芯片，是微流控技術、細胞生物學、生物材料與干細胞技術的結合體。作為一種具有功能化的縮微組織器官類型，器官芯片專門用于藥效評價等方面的研究。

  裴端卿指出，在我國這種技術尚處探索階段，但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因為在人體對藥物反應的評價上，與動物模型相比，其所提供的數據更加接近于人體本身。”

  在大化所利用器官芯片技術仿生構建動態三維血腦屏障模型的最新進展中，研究者利用器官芯片技術的多維網絡結構與功能集成特點，構建除了動態三維血腦屏障模型，由于其具有近生理環境的結構功能特性，可模擬體內腦生理病理微環境，為開展腦腫瘤藥物篩選提供了一種新方法，彌補了現有二維細胞及動物模型與人體偏差較大的不足。

  與此同時，作為2016達沃斯論壇評選的“十大新興技術”之一，迄今國外研究者已經成功制造出了“肺芯片”“心臟芯片”“腸芯片”等。

爭論尚存

  誠然，這種人體器官的微縮模型，讓人們通過前所未有的方式見證了生物機制和行為，但并非毫無爭議。

  在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黃勛看來，目前研究所并沒有進行任何人體器官芯片方面的應用。他認為這是由于器官芯片只收集了人體的局部器官，并非人體本身，所以還無法取代動物實驗。

  而中科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廖侃認為，一種藥物最終能夠被證明是安全、有效的，往往要經歷十分漫長的過程。在日常實驗中，用不同器官組織組成的器官芯片，可以加快實驗速度。

  “如果在動物體內進行研究，通常需要等待動物出現癥狀。而用器官芯片可以讓我們較快觀察到細胞的變化，快速明確目標器官。”所以，廖侃認為通過器官芯片再進行動物實驗更有針對性，從而降低動物使用量，使動物實驗更有的放矢。“此外，許多化合物都很難獲得，用器官芯片可以降低試劑的用量。”

  即使好處明顯，裴端卿也不諱言，如果器官芯片有缺陷，例如均一性差，可能導致研究人員的數據分析困難。

  “器官芯片能準確反映人體生物學的局限，在生物醫藥研發中已經看到了越來越普及的應用。”在中科院動物所干細胞與生殖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王宇看來，雖然人類離再造整個器官還很遙遠，但器官芯片毋庸置疑擁有十分廣闊的前景。但他也強調，由于器官芯片有體外的局限性，和動物模型不是替代關系，而是一種互補關系。

類器官已先行

  目前，囿于器官芯片需要微流控等技術的跟進和發展，所以在我國要實現完全普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類器官作為一種微器官，雖比器官芯片稍大，但作用和功能卻是類似的。

  如今，像中科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早已開始了類器官的研究，據研究所“類器官模型與腫瘤的靶向治療”研究組組長高棟介紹，類器官就是在體外重建一個器官，如人腦的結構、腎結構等。

  “我們從事的是培養類似腫瘤的細胞。從人體內取出一個腫瘤細胞，在體外構建一個三維模型，有三維的結構。”高棟介紹，類器官能夠形成與人體類似的組織形式。“我們要盡可能維持其人體內的特征。類器官的功能比傳統二維細胞器強大很多，是動物實驗的有力補充。”

  據介紹，由于類器官仍然是在人造的培養皿環境中發育，所以只能最大程度地維持和體內類似的情況，缺陷是其目前還不能完全模擬包括激素以及代謝等影響人體器官功能的因素。

  “現在非常強調精準治療，每個腫瘤病人病情都不同。如何精準，就要把腫瘤取出，培養成類器官，通過試藥，發現各種敏感的藥，用以指導醫生。”高棟介紹，個性化治療是類器官的一大優勢。

  藥物測試首先要有模型基礎。高棟認為目前核心的也是戰略性的是建立起源于中國癌癥病人的類器官庫，針對中國人進行藥物篩選和個性化醫療。“這個龐大的資源庫，在藥物測試時作為平臺，讓醫生去篩選，化學家也能基于此發明一些小分子。”

  在高棟看來，這種能指導醫生用藥，并進行分類和測序的資源庫，今后醫生只需通過測序，就知道病人該用什么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