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通過了《深圳經濟特區人工智能產業促進條例》，上海也正在制定本市的人工智能產業促進條例。這兩部地方性立法雖以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為主要目的，但都將倫理原則內置于其中，創設了倫理委員會，引入了倫理風險評估、倫理審查、倫理安全標準管理、倫理指引和倫理教育等制度，以追求向善的創新，以人為本的發展。

　　人們常說“技術是一把雙刃劍”，的確，技術體現的是工具理性，它旨在幫助人類找到實現任何給定目的的最優方案，但它本身并不能告訴我們什么樣的目的是值得追求的。因此，需要給技術套上法律和倫理的韁繩，使之服務于幫助人類實現美善生活的目的。為了前瞻研判科技發展帶來的規則沖突、社會風險、倫理挑戰，我國成立了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發布了《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在科技倫理治理體制、制度保障以及審查和監管等方面邁出了重要步伐。

　　人工智能是數字科技時代最重要的技術之一，而且與傳統的被動型技術相比，其具有自我演化、快速迭代、難以預測的特點。如何讓人工智能技術及相關產業在“以人為本，科技向善，安全可控”的倫理原則指引下健康發展，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問題。目前，我國尚未出臺國家層面的人工智能專門立法或倫理指導意見，但深圳、上海在地方性的制度試驗中均規定了人工智能倫理方面的內容，這將為全國性的制度建設提煉經驗，試錯避雷。

　　那么，人工智能領域為什么需要建立健全倫理相關制度？倫理和法律的關系又是什么？首先，法律是社會的底線倫理，如果突破了法律，人與人之間的和平共處就無法實現，基本的社會秩序就無法得到維持。但只有法律還不夠，因為我們不僅要活著，還要活得好，活得有尊嚴感和幸福感，這時候就需要倫理出場了，倫理原則指引人們去做不止于守住底線的、對社會有益的事情。在日常社會交往中，倫理是內生的，依靠社會評價、同儕壓力和親情友情來“執行”。但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領域，由于信息不對稱和專業能力不對稱，普通社會公眾很難對某種技術支撐的產品或服務的善惡利弊作出評價，因此需要專業化和制度化的倫理評價和倫理審查機制。

　　其次，法律是回應性的，它只能在特定損害結果發生后，對特定法律關系中的主體進行判斷、評價和提供救濟。而在人工智能技術遍布于我們日常使用的各種手機應用、購物平臺和社交媒體的當下，很多損害結果往往難以察覺，但卻像溫水煮青蛙那樣惡化著我們的總體生存環境，比如大數據殺熟、過度獲取和濫用個人信息、利用算法誘導青少年上癮，等等。在這種資本通過技術肆意利用人性弱點的背景下，個人覺察損害結果本已不易，證明平臺有過錯或違反法定義務更難，而證明因果關系則是難上加難。倫理在此時可以作為法律的補充，事前的倫理指引和倫理審查，可以確保算法設計者知曉什么樣的設計是向善的，是能夠被公眾接受的，從而確保有可持續商業追求的企業和工程師在進行相關設計時就遵循倫理原則。而法律則在出現可見的嚴重損害結果時強力介入，懲處那些觸碰規則底線的行為主體。

　　最后，法律是一般性的，是剛性的，它更像是柵欄或圍墻，界分出合法與非法的邊界。它天然缺乏敏捷性、靈活性和場景適配性。如果法律規則過嚴過密，必然會遏制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如果過寬過疏，則又會留下巨大的漏洞，使大量模糊而又圓滑的危害民生福祉的行為成為漏網之魚。這對于有人工智能助力的法律主體來說尤其如此。而倫理則具有更強的場景適配性和行業特定性，它更像是量身定制的合體衣服，由技術專家、人文社會科學家、行業組織和特定用戶群體通過行為互動和協商溝通發展出來，約束從業者的行為，因此能夠與法律配合營造出既有利于企業和創新者追求正當利益，又有助于維護個人尊嚴和權利的良好制度環境。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涉及人的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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