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全國“掃黃打非”辦通報：近期，根據群眾舉報線索，北京市“掃黃打非”辦指導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對抖音平臺進行約談，對其傳播淫穢色情低俗信息行為作出頂格罰款的行政處罰。
全國“掃黃打非”辦負責人指出，對大型互聯網企業加強內容監管，是為了促使其在法治軌道上更加健康發展，有利于規范網絡傳播秩序，構建良性競爭的大環境。監管部門及時敲響安全管理的警鐘，就是要提醒互聯網企業時刻不能忘記內容安全的主體責任。
網絡直播平臺暴露出泛娛樂化、內容雜亂、虛假營銷等亂象，77.1%的網民認為直播平臺存在低俗內容
“我不能露臉，我要過了10萬訂閱才能露。”2019年7月25日，斗魚主播“喬碧蘿殿下”在連麥直播時“意外”發生“蘿莉變大媽”的“翻車事件”，平時用來遮擋臉部的圖片不見了。事后，盡管一位花費10萬元刷禮物的男粉絲注銷了賬號，喬碧蘿卻在話題傳播發酵中收割了大波流量，粉絲數暴漲。
這場鬧劇引人深思。喬碧蘿本是一名普通的游戲女主播，一番炒作下來，人氣遠超往日積累。后經平臺調查核實，該事件系其斥資28萬元，自主策劃、刻意炒作。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網絡表演（直播）分會將其列入主播黑名單，封禁期限5年。
不需要身份證，甚至不需要任何資料，一臺手機就可以實現網絡直播。低門檻的網絡直播讓普通人具有快速躥紅的可能，但直播平臺上諸多問題的出現讓其成為眾矢之的。
號稱品牌燕窩，實為風味飲料糖水。就是這樣的假冒產品，卻在直播間賣出57820單，銷售金額達1500余萬元。2020年12月23日，廣東省廣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對知名主播辛巴旗下公司罰款90萬元，銷售企業罰款200萬元。
直播亂象，不僅僅停留于網絡營銷。疫情期間，虎牙推出“一起學”欄目，其網課視頻下方含有大量游戲廣告，可直接跳轉游戲頁面。斗魚在教育板塊中，同樣存在醒目的游戲廣告。
2020年6月10日，地方網信辦依法約談處置虎牙、斗魚等10家網絡直播平臺，直指部分游戲類和秀場類直播平臺存在低俗內容，借助網課渠道推廣網游等問題，要求相關平臺分別采取停止主要頻道內容更新、暫停新用戶注冊、限期整改、責成平臺處理相關責任人等處置措施，并將部分違規網絡主播納入跨平臺禁播黑名單。
國家網信辦相關負責人表示，國內31家主要網絡直播平臺普遍存在內容生態不良現象，其中包括色情低俗內容、網絡賭博等亂象。同時，一些平臺留言互動、彈幕和用戶賬號注冊疏于管理，違法違規信息層出不窮。
有的直播平臺利用疫情期間網民上網時長增加的時機，通過低俗表演等方式吸引用戶高額打賞，甚至誘導未成年人充值打賞。北京朝陽法院曾披露，有未成年人一個月打賞7000余元，更有甚者，一年內打賞65萬余元。
“眼下，一些網絡直播平臺暴露出泛娛樂化、內容雜亂、虛假營銷、直播門檻低等亂象。”鄭州大學西亞斯國際學院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張旻說。
艾媒咨詢一項調查顯示，中國網民對在線直播平臺的內容評價普遍較低，77.1%的網民認為直播平臺存在低俗內容，90.2%的網民認為直播平臺的整體價值觀導向為一般或偏低。
準入門檻低、流量變現快、監管成本高，滋生各種亂象
種種網絡直播亂象，危害匪淺。從內容看，一些直播平臺出于逐利目的，對內容缺乏有效監管，使得一些不宜公開的內容公之于眾，破壞了健康的網絡環境。從主播與受眾的關系看，為完成平臺分配任務，一些主播挖空心思迎合受眾趣味，打賞機制促使他們使盡渾身解數慫恿粉絲“刷禮物”，不少受眾付出大量金錢。一些網絡直播展示低俗、惡搞等不良內容，部分受眾沉迷于此無法自拔，特別是對正處于價值觀形成階段、缺乏鑒別力的青少年而言，更讓人憂心。
“流量為王，做短視頻當然最看重流量啊！粉絲喜歡看的東西，就是你生產內容的方向。”以分享日常生活為賣點的短視頻達人“兔牙仙仙在努力”告訴記者。
有流量，才有收入。創作者在直播或短視頻平臺可以通過信息、廣告、粉絲打賞、付費、電商運營等方式實現多維度變現。“兔牙仙仙在努力”表示，自己成為短視頻達人的契機，是一條隨意拍攝的短視頻意外登上了系統推薦頁，吸引了第一批粉絲。“一個月的打賞結算下來，足有5000多元。”
這當然得建立在流量基礎之上。“一個視頻哪怕內容再豐富、做得再用心，如果沒有觀眾，統統白費。一些創作者為了賺快錢，會用惡搞、扮丑、嘩眾取寵的方式吸引眼球，也不乏有人會打‘擦邊球’。”
短視頻的節奏極快，短短15秒中，如果前3秒不夠吸引人，用戶可能就會劃走。直播亦然。這么多人同時直播，怎樣讓大家看到自己？和普通的歌舞才藝相比，惡搞、低俗、炒作等內容，似乎更容易吸引粉絲，一些創作者因此極力追求帶來強沖擊的感官刺激，只為讓人多停留幾秒鐘。
“作為網絡文化的產物，短視頻兼容了碎片化接受情境和感官化內容形態兩種特征，迎合了受眾填補閑暇時間的需求或獲取感官刺激的心理。”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常江認為，一些用戶追求感官沖擊，一定程度上滋長了低俗內容的傳播空間。
“低俗視頻、低俗直播肯定是違規的。用戶一舉報，平臺就會封號，但是一個號被封、換一個繼續的大有人在。”一名網紅經紀人在采訪中表示，為了吸引創作者，短視頻、直播平臺幾乎不會對用戶注冊設置門檻，“一部手機+一個賬號，普通人也可以月入過萬”的“變現傳奇”，吸引了大量“淘金客”。此外，一些“網紅機構”手握多個平臺賬號，以此降低被封號的成本。
在資本的推動下，部分視頻平臺瞄準“流量就是收益”的盈利模式，在內容審核上降低要求，對低俗內容“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暗中鼓勵。用戶瀏覽中，注意力大多被哪些視頻吸引，停留時長多久，點贊評論了哪些內容，都會被平臺系統算法記錄下來。為了“投其所好”，算法會盡量多地給用戶推送同類型的作品。
電商直播成增長最快的互聯網應用，但消費體驗仍有待提升
直播是一個無限廣闊的市場，并且仍在快速擴張中。
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布的《2020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6月，中國短視頻用戶超過8億，網絡直播用戶達5.62億。2019年，短視頻市場規模達1302.4億元，網絡直播達843.4億元，分居網絡視聽產業第一、第三位。
短短數年，短視頻已成為僅次于即時通信的第二大網絡應用，我國用戶平均每天在短視頻應用上花費的時間長達110分鐘，60.4%的用戶每天都會看短視頻。相較于綜合視頻（網絡電視劇、電影、綜藝）、網絡直播、網絡音頻等，短視頻是增速最快、占比最多的視聽領域。
短視頻快速實現市場規模拓展，背后是抖音、快手等短視頻APP對用戶的大量獲取。據官方最新數據，抖音的日活躍用戶已在2020年8月突破6億，截至12月，日均視頻搜索量突破4億，而快手的日活躍用戶也已突破3億。
業內普遍認為，短視頻和網絡直播將成為網絡視聽行業的主要增量。與傳統直播平臺相比，短視頻平臺很大程度上分流了其直播受眾，已成為用戶最常使用的網絡直播平臺，快手、抖音、虎牙、斗魚就是其中代表。
2020年增長最快的互聯網應用，非電商直播莫屬。《報告》顯示，電商直播用戶規模達3.09億，占網民整體的32.9%。但直播間的消費體驗仍有待提升，直播購物的產品滿意度僅為51.5%。
任何國家的法律都不允許把丑行、惡行當作網絡流量和賣點。尤其是大型互聯網平臺，其用戶數量龐大、動輒億計，其中不乏青少年。如果直播平臺傳播大量有關色情、暴力、犯罪、消極頹廢心理的內容，勢必產生難以預估的負面影響。
“互聯網企業既要講發展，也要講責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部教授祁述裕說。
如何有效加強網絡直播監管是國際社會普遍面臨的難題，落實平臺責任及保護未成年人是重點
2017年4月16日，美國俄亥俄州37歲的史蒂夫·斯蒂芬斯因為與前女友之間的矛盾，隨機射殺了一位七旬老人，并在臉書上直播。“殺人直播”事件，將臉書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此后，臉書開始通過機器、自動化軟件、人力實時監控等方式，屏蔽不良視頻。
據杭州市律協互聯網信息專業委員會委員、浙江法豆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魏宏巖介紹，與國內專門出臺網絡直播的規范不同，美國網絡直播的監管是基于以往的判例和成文法的綜合監管，其重點之一是保護未成年人，嚴禁向未成年人傳播色情淫穢信息，禁止傳播兒童色情內容。
網絡直播行業在韓國同樣是新興行業，游戲和“吃秀”是韓國網民喜聞樂見的直播形式，但直播行業從業者受到的約束也不少。
據魏宏巖介紹，根據韓國《促進使用信息通信網絡及信息保護關聯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禁止互聯網用戶傳播非法信息。對直播網站來說，如果不主動屏蔽有關淫穢、違法和涉嫌詆毀他人名譽的網絡文章和影像資料等，要承擔法律責任，最高將被處以3000萬韓元的罰款。
歐盟在網絡直播監管中，實行未成年人保護與網站內容監管雙管齊下。歐盟要求網絡直播平臺肩負起加強內容安全審查、上報網絡輿情等方面的責任。2016年5月，歐盟出臺了《視聽媒體服務指令》，強化視頻分享平臺的責任意識：提供視頻和類別標注的平臺必須保護未成年人，使其免受有害內容影響，并保護所有公民免遭煽動和仇恨。歐盟委員會2020年12月15日公布《數字服務法案》，擁有4500萬（相當于歐盟總人口10%）以上用戶的在線平臺有義務主動審查、處理和及時刪除虛假信息、恐怖主義、仇恨言論等非法內容，審查其平臺是否存在危險或假冒偽劣的第三方產品，并公開廣告商信息和排名信息的算法參數等，違規者將被處以最高達其年營業額6%的罰款。
“雖然對于網絡直播的監管各有側重，但注重互聯網企業的主體責任和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是很多國家直播監管的重點。”魏宏巖說。
維護互聯網文化市場秩序，加強對網絡直播的內容監管
網絡直播本質上是信息傳播，同其他互聯網服務一樣，具有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等特點。加強對互聯網直播服務的監管，尤其是內容監管，勢在必行。
目前，我國網絡直播行業監管涉及包括網信、廣電、文化在內的多個主管部門。2016年，國家網信辦、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文化部分別發布《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關于加強網絡視聽節目直播服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網絡表演經營活動管理辦法》，對網絡直播行業進行規范。近年來，全國“掃黃打非”辦通過“凈網”等專項行動重拳出擊，多家頭部互聯網企業被約談整改，向整個行業釋放出嚴格監管的信號。
“由于網絡直播和短視頻的實時性等特征，對其監管注重過程監管和平臺協管，由平臺代替政府承擔部分內容監管的職責。”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傳媒研究所研究人員楊傳張介紹，首先是進行身份認證，即“后臺實名、前臺自愿”，做到內容可追溯；其次是實時舉報、即時阻斷機制，配備監管人員24小時巡查直播間；第三是信用等級管理體系和黑名單制度，對進入黑名單的互聯網直播使用者，禁止再次注冊賬戶；第四是內容審核制度，配備專門的內容審核人員對上傳平臺內容進行審核。
“事前審批與互聯網文化產品時效性強、更新速度快的特征不相適應，而事中阻斷和事后處罰則更加符合互聯網文化產品的特征。”祁述裕認為，還可利用黑名單制度、信用體系制度、舉報制度等事后處罰措施，加大處罰力度和企業試錯成本，維護互聯網文化市場秩序。
“什么人都能利用直播平臺進行帶貨，什么貨物也都能進行直播銷售，導致帶貨過程中惡性低價引流、虛假宣傳、假冒偽劣等問題。”針對直播營銷行業亂象，楊傳張認為，治理的關鍵在于設立“帶貨”門檻，對直播平臺實施違規處罰、限期整改措施，對直播人員設立嚴格的準入審核和逐出處罰，對直播貨品建立嚴格的過濾篩查標準和溯源機制。
“作為平臺運營方，我們也不愿意被認為是‘低俗搬運工’。”一名知名短視頻平臺產品經理告訴記者，如果成本低、同質化嚴重、導向不正常、沒有營養或單純誘導消費的內容充斥平臺，將直接導致用戶流失。“優質的內容創作者是增加用戶黏性的關鍵，靠一時刺激吸引流量無益于平臺的長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