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是美國對華為芯片開始實施全面“斷供”的日子。當日起，臺積電等芯片生產商將不能再供應芯片給華為，這對華為高端手機的打擊是顯而易見的。據媒體報道，在8日的論壇上，倪光南曾談到依靠中國現有的技術，依然可以制作出14nm或28nm技術的芯片。雖說短期內還做不到7nm、5nm的先進制程芯片，但其實這只能影響手機業務，因為大部分科技產品使用14nm、28nm芯片已經綽綽有余。

不過，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認為，對于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以及一般的數據中心而言，采用先進的“中國體系”，足以緩解甚至基本不受高端芯片被“卡脖子”的影響。

5月15日，為了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華為，美國商務部宣布加強出口管制，要求臺積電停止接受華為的新訂單。已接受的訂單將于9月15日前出貨，此后的訂單在出口時將需要得到美方許可。8月17日，美國對華為的打壓繼續升級。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當日晚間宣布全新“升級版”的華為禁令。此次升級后，除非有特殊許可，否則任何基于美國軟件或技術所開發、生產出來的芯片，都不得供貨給華為。有消息稱，華為海思這幾天會包一架貨運專機到臺灣，在14日之前運回所有此前訂購的芯片。

芯片“斷供”將對中國高科技產業及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帶來怎樣的影響?倪光南8日在廣州舉行的“中國信創黃埔論壇”上表示，中國的信息產業和美國有一定差距，但整體上并不是特別大。他表示，目前短板主要是在芯片、操作系統、工業軟件以及大型基礎軟件方面。如果能整合國內資源，利用好人才和市場優勢，“突破這些短板，并不會需要很長時間。”

“美國這種霸道行徑固然會對我國造成損害，但我們采用先進的體系設計，通過實現軟硬件的高度協同，可以大大降低對單個芯片的要求。”14日，在接受《環球時報》專訪時，倪光南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表示，實踐表明，對于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關基”)以及一般的數據中心而言，采用先進的“中國體系”，足以緩解甚至基本不受上述芯片被“卡脖子”的影響。

倪光南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傳統信息技術體系確實依賴于單個芯片的高性能，從而也依賴于高制程的芯片制造工藝，比如現時在金融、電信等行業占據壟斷地位的大型業務系統、生產系統，都是美國“IOE”體系，它由IBM、Intel的高性能CPU、Oracle大型數據庫軟件以及EMC高端存儲組成的，每個系統只使用少量(約數十到百余顆)CPU，所以單個芯片性能就非常重要，“如果不能擺脫這種傳統體系的束縛，就會被美國的上述制裁牢牢地卡住脖子。”

“幸而在獨立自主、自主創新思想的指導下，我國科技人員打破了傳統思維的枷鎖，通過采用軟件增強硬件實現整體高性能的方法構建了原創的‘中國體系’，并已在一些關鍵系統里實際使用取得成功。”

他舉例稱，今年6月，某運營商率先在大規模生產系統上使用了“中國體系”，替換掉了傳統體系的美國小型機、Oracle數據庫和高端存儲。其中12顆2014年的老舊Intel芯片，替換掉了兩臺價值千萬元人民幣的進口小型機，性能不降反升，每天處理千萬筆交易，已正常運行近3個月;同樣，國產最大規模的某央企管理系統，2016年上線，用32顆、4核心、40納米的舊版國產CPU，替換掉多組Intel服務器，支持10.5萬用戶，響應時間低于2秒(用戶提出的指標)，至今穩定運行四年半。

倪光南告訴《環球時報》，權威測試報告顯示，早在2017年，140顆國產28納米CPU聚合后性能已經滿足電信、金融的性能要求，是當時Intel高端(白金級)8路服務器性能的1.5倍。“這樣傳統系統可以無縫、快速升級到‘中國體系’，‘中國體系’向下兼容傳統體系，不用修改原系統，數日內可完成替換，十幾周可完成上線。目前已完成30多個替換案例，原系統均未做改造。”

倪光南認為，如果中國芯片業繼續被“卡脖子”，那么在“中國體系”下，無論是常規工藝的國產CPU還是海量老舊Intel CPU都可以被利用起來，甚至可以使用隨手可得的普通PC用的CPU芯片，保障“關基”領域和一般數據中心的建設運營不受沖擊。

“簡而言之，即使未來幾年我國少采購甚至不采購美國新的CPU芯片，也未必會對中國新基建的推進產生明顯影響，美國霸凌主義企圖扼殺中國芯片業發展，到頭來恐怕只會砸自己腳。”

倪光南向《環球時報》透露，“中國體系”同樣包含服務器、數據庫和存儲，其中數據庫軟件是具有獨創核心技術的，可以把數百、數千顆低端CPU芯片，聚合成比“IOE”更大的、統一的超強算力，“這個技術是中國所獨創，外國未見類似技術。

對于用戶而言，和使用傳統外國體系并無不同，甚至跑得更快，但實際上系統中使用的卻是大量低端CPU，包括采用非最新工藝的國產CPU芯片，或是數年之前的老舊Intel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