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上海羿歌所了解，隨著互聯網醫療的發展進入膠著期，市場上的主要競爭對手紛紛將戰略重心向醫療的核心——問診靠攏。從原先主要關注診前和診后，采用更多輕的模式轉變為直接為醫療機構的診中提供服務，并意圖通過云端的平臺將醫生和醫療機構最終全部圈進，從而真正的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務。這也意味著現在各家公司已經從原先純粹的互聯網運營模式轉變為與線下有更多結合的混合模式。

但是，對于互聯網公司來說，無論提供的線上服務如何優質，只要醫療體系沒有大變革，只要這種模式依舊高度依賴體制內的醫療機構和醫生，巨大的挑戰將會一直存在。

問診是醫療的核心，無論是提供云端的醫療管理系統，和第三方檢測的結盟，還是通過虛擬醫生合作體來推動醫療機構或醫生之間的協同，其核心目標都是希望能通過為醫生的問診環節提供服務來最終掌握核心醫療資源，最終獲得市場發展的主動權。

從云端軟件系統來看，其主要針對的是基層醫療，但基層醫療的核心收益一樣來自藥品，如果在線上看病，就意味著將藥品的收益讓渡給對方的醫療機構。除非在線上的診費能獲得大幅度的提高，而提高診費又將流失用戶。所以在這多重悖論下，云端的發展是很難獲得實質性的進展。即使加入第三方檢測，也無法獲得有效的需求。

而對虛擬醫生合作體來說，其面對的挑戰核心還是來自體系本身。首先，中國的醫改并沒有美國的價值醫療理念來推動，各個層級的醫生并沒有動力來進行協同。即使在美國，也是因為價值醫療的理念決定了按照結果來賠付的模式，才最終導致各機構不得不進行協同。如果說中國分級診療是政策指引，但并不是以結果為導向，協同的動力很弱。而且，基層醫生的各方面待遇始終無法與大醫院比肩，其核心動力還是在于未來能否進入大醫院。而大醫院的醫生則始終將基層視為收治病人的來源，核心依舊在于擴張大醫院的業務。即使采取強制行政性手段和加大財政補貼，只要醫生還是單位人，各個層級之間就有著懸殊的待遇，在完全不對等的前提下的合作導致多層級的協同很難真正展開。

其次，醫療機構或者多層級之間的醫生協同，前提是要有良好的利益分配機制。中國的醫療體系的特色是以藥養醫，醫生的核心收入不是在診費上，即使在診費上能達成合作，在藥品收益上是無法讓渡的。如果要協同，就必須要將醫生自身可能得到的藥品回扣完全出讓給對方，而這一灰色地帶又無法公開商討并進行分成。因此，在醫藥徹底分開前，很難指望多機構之間的協同能大規模的展開。當然，遠程會診或者遠程讀片之類的依舊會獲取一定的市場，但這遠遠不能推動市場的快速發展。

再次，多機構之間的協同需要制度和技術基礎。美國醫改是法律要求所有醫療機構必須安裝電子病歷才得以建立協同的技術基礎，而中國并沒有這樣的強制要求。市場主體總是根據自己的利益來進行核算的，即使提供免費的系統給基層醫療，也無法改變這些診所的運營流程。而中國各個醫療機構之間的數據沒有互聯互通，這并不是技術的問題，而是利益的問題。醫院不愿意將自己的數據向對手公開，在這一前提下開展醫生合作體的難度是很大的。最后，互聯網醫療的本質是控費的工具，主要的服務對象是慢病和小病人群。集合各層級的醫生意圖在網上大病小病通吃并不符合互聯網醫療的本質。對于慢病和小病人群，他們并不需要專家的服務，只是當前的基層醫療無法讓他們信任。表面看來，有了專家的背書，這類合作體可以獲得用戶的信任。但用戶在線上追求的依舊是名醫，普通醫療資源在線下的可獲得性并不難，用戶沒有線上的需求。因此，即使有了專家的背書，用戶依舊只要名醫，這直接瓦解了合作體的意義。

因此，在中國醫療體系沒有大的轉變之前，互聯網醫療的發展必須直接通過掌握線下資源來向線上發展，意圖依靠當前的體系來發展的前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