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初，我國啟動移動通信虛擬運營，年中公布試點方案，年底發出第一批移動轉售試運行牌照（虛擬運營），原安排是到2015年底結束試運行，現在離那個截止期也只有兩個多月了。這個行業發展如何？參與者都掙到錢了嗎？推動電信運營商改革了嗎？

　　最后一個應該是有效果的，受虛擬運營商加入影響，三大基礎運營商的資費調整更人性化了。4G套餐門檻明顯降低，組合套餐推出，用戶有了更多選擇，更多的服務可在網上完成，無需再到營業廳……

　　但虛擬運營商本身呢？有個數據說，前幾個月，虛商已經發展了1千多萬用戶，還有一個數據說，新增移動用戶中，虛商占到了4成。看看最新工信部的數據，2015年9月末，我國移動用戶接近13億，普及率達到了95.0部/百人，而1~9月共新發展移動用戶1372.3萬戶，也就是約平均每月150萬戶。虛擬運營商用戶只占到了移動用戶總數的1%多點，而獲得牌照的運營商有42家。這與曾經有專家預計的2014年、2105年用戶數相距甚遠。

　　也就是說，虛擬運營商并未發展起來，移動轉售試點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其實，這應該在意料之中。

　　原因1、決策周期占用試點時間過長。記得當初公布試點時，有記者問我，試點時間是否過長，我回答說，最長兩年半，最短一年半的試點時間并不長，并不一定能試驗出問題來，結果到第一批牌照發放時，試點時間已過去半年，到第一批企業開始放號，又過去了四個月，也就是說，最多的企業只有20個月的試點時間。這個時間遠遠不夠。

　　原因2、啟動試點時已錯過了用戶發展紅利期。啟動試點時，全國移動用戶普及率已超過90部手機號/百人（最新數據是，2015年9月底，全國移動用戶普及率達到95部手機號/百人，9省市區超過100部手機號/百人），發展新用戶成本提高，三大基礎運營商已將重點從發展新用戶轉為保留老用戶，對移動轉售來說，爭奪用戶已不易。

　　原因3、啟動時間選擇了不恰當的網絡技術期。啟動移動轉售試點應該選擇一個網絡相對穩定的時間，而我國，幾乎是在移動轉售啟動的同時，發放了4G標準TD-LTE牌照，結果基礎運營商自己推出了資費更便宜的3GG一體化套餐、4G套餐，而由于大量的服務仍需在2G/3G進行，成本并并沒有實際降下來，所以提供轉售合作的還是基于3G套餐設計的，結果出現了明顯的“價格倒掛”，轉售的銷售價比與基礎運營商的結算價還高。

　　原因4、無限制的試點企業數量。最開始文件中，為保證試點效果，要求每家基礎運營商最少選擇兩家轉售商合作，結果是共發放了42張試點牌照，還處于試點摸索期，激烈競爭已來。結果是，踏踏實實坐下來思考商業模式的企業并不多。

　　原因5、政策環境收緊，提高了虛商的營銷成本。在移動轉售試點期間，實名制、垃圾信息管理等新政出臺或實施，基礎運營商之一的聯通甚至連續七個月移動用戶負增長，對于新進入的虛商來說，難度可想而知。

　　原因6、無有力的扶持政策。移動轉售是政府的事，基礎運營商并不是很積極，沒有配套的強力扶持政策，基礎運營商并未給出足夠的誠意，轉售服務由于離不開基礎運營商建設的網絡和基本服務，因此畏手畏腳。甚至中國移動的轉售直到離試點結算期只有一年多一點時間，才有第一個合作伙伴公布打通了電話。

　　我國推出移動轉售服務，是在參照了先行國家，采取了加強電信服務競爭，一定程度下打破運營商網絡自然壟斷的手段，但試點期間并未取得明顯效果，除了牌照獲得者自身的原因外，我們更應該反思一下，如何選擇政策的實施時間點，如何為政策的實施搭建一個良好的環境。

　　2008年電信運營商“五合三”重組時，當時我的觀點就是，這不是最優方案，但是可以被各方利益接受的次優解，而實施的結果如何，關鍵看是否能夠有強有力的監管政策配合，現在回頭到，直到2013年初，監管幾乎一直處于缺位狀態，結果是，導致中國移動從2008年前的一家獨大變成了2014年的“一騎絕塵”。

　　2013年起，工信部、發改委、國資委等密集推出了大量的通信服務、通信企業監管政策，但由于之前多年監管一直不到位，這些政策效果并不明顯，移動轉售也類似，迫切需要監管思路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