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知名科技媒體資深撰稿人本-波特（Ben Potter）日前通過自己前往寶馬慕尼黑工廠和西門子工廠的親身經歷詳細對外介紹了自己對于所謂“工業4.0革命”的看法。在他看來，數字背景下的工業4.0革命雖然有可能讓部分員工面臨下崗危機，但同時也為社會帶來了更多的技術性人才需求，而這些都是當今社會進步所不可逆轉的趨勢。

　　以下是文章主要內容：

　　位于德國慕尼黑寶馬旗艦工廠內的機器人擁有著獨一無二的性格以及做事風格，這些機器人統一噴涂有黃色和黑色的噴漆，并會十分優雅的通過各種轉動和動作高精度的完成自己所分配到的任務。一般來說，這些機器人工作的精度和可靠性是人力工人的20-50倍之間。

　　在寶馬工廠內的機器人通常都是以“團隊”為單位展開協作的，而在車身和油漆車間內的機器人幾乎已經完全取代了人力工人的作用。舉例來說，當1號機器人臂將車身的一塊鈑金移動到裝配線的同時，另外兩臺機器人已經在裝配線處待命。一旦1號機器人臂將其安置到位并撤走自己的機器臂，另外兩臺機器人就會立刻將這一鈑金牢牢焊接到車身中。

　　而且，這些機器人還可以根據車身零部件上無線射頻識別標簽的不同而分辨出具體的物品，并對此作出不同的動作。

　　工業4.0：機器人“團隊”作戰 傳統工人還有活路嗎？

　　在寶馬的車身車間，我們發現這兒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機械噪音，你可以理解為這是這些機器人正在彼此交談的聲音。而且，他們的焊接工藝也十分高超，據悉可以達到接近百分之一毫米的超高精度。

　　相比之下，寶馬的噴漆車間則安靜許多，在這個車間工作的機器人會套上保護工作服，并“手持”每秒可以高速旋轉4萬次的馬達噴嘴來對車身進行均勻噴涂，噴涂的精度則可以達到十分之一毫米的超高精度。而且，這些機器人的“手指”還會對噴出的油漆進行帶電處理，這樣做的目的是讓油漆更加貼合車身表面。在這兒，機器人可以根據車身標簽知道具體的車型以及要求上漆的顏色，并可以在數秒鐘的時間內完成油漆的更換以及灌裝。

　　更加重要的是，這些機器人無需休息，每天可以為寶馬慕尼黑工廠生產出1000輛新車，且每一部都能夠滿足消費者的定制化需求。而且，在這個工廠中的車輛庫存時間通常只有數小時，因此資源利用率也達到了最大化。

　　全新世界觀

　　的確，機器人在工作環境中同人力有著天差地別的區別，而工業革命興起之后人們也一直被一個問題所困擾，那就是“機器人的出現究竟是為了幫助人們更好的完成工作，還是意在徹底取代人類的作用？隨著機器人變得越來越智能和靈活，它們是否會在未來逐漸取代一些技術含量更高的工作和職業？它們會逐漸具備像人類一樣的思維能力，并最終展開反抗嗎？”

　　對于最后這個問題，美國電動汽車廠商CEO埃隆-馬斯克（Alon Musk）就曾表示：“人工智能已經成為了當今世界最大的威脅。”

　　德國工業領域將如今全球的數字科技革新稱為“工業4.0”（Industrie 4.0），其它人則將其稱為“物聯網”。但他們想表達的意思是相同的，那就是數字科技已經變得越來越廉價、高效，并開始逐漸滲透到當今世界每個領域創新、工程、生產、運輸以及維護的各個角落中。

　　同時，包括諸如3D打印這些新興技術的出現已經對全球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大大降低了許多服務和產品的價格，卻也在同時提高了產品的質量和種類，而產品質量和價格在此前幾乎是不可能同時得到滿足的。

　　事實上，除了生產線工人和辦公室文職人員每天都在從事相同的工作外，包括高級技工、圖書館管理員、稅務人員、會計以及一部分的律師每天其實也在從事一些重復的工作，而他們都極有可能在工業4.0時代被機器人所取代。此外，包括火車、卡車司機、飛機駕駛員、健康衛生技術人員，甚至是經濟學家這些職業也極有可能在未來感受到來自機器人的威脅。

　　與此同時，工業4.0時代背景下也為我們帶來了許多全新的工作崗位，包括網頁設計師、網站營銷顧問、數字內容編輯、網站律師、智能應用開發者等都是在20年前根本無法想象的名詞，而這些都暫時是人工智能機器暫時還無法企及的領域。

　　技術恐懼

　　在19世紀早期，紡織工人由于害怕自己的飯碗不保而蓄意毀壞當時全新的自動紡織機和其他一些工廠設備，當時的這些人群被統稱為反對技術進步的“盧德派分子”(luddites)。簡單來說，這些“盧德派分子”想要的就是世界停止進步，或者希望政府盡可能的限制新技術的出現以保障自己的相對安全，就比如現在全球各地出現的對于Uber的反對之聲一樣。

　　現代西方經濟學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一手創造出了所謂“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概念，他在1930年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后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論文。凱恩斯在文中表示，科技進步可以使未來一片光明。從長遠來看，人類可以在經濟上解決稀缺問題，不必再為了生存而工作，而這一點又意味著可以拋開“一切影響財富分配及經濟獎懲分布的社會習俗和經濟實踐。

　　同時，凱恩斯也預測技術的發展有可能會帶來全新的失業問題，但這一失業問題的出現又會讓我們重新審視人力資源的更多用途所在。

　　麻省理工斯隆商學院的埃里克-布呂諾爾夫松(Erik Brynjolfsson)和作家兼商業學校教授安德魯-邁克菲(Andrew McAfee)在他們的新書《第二次機器時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表示：“機械自動化革命是在電腦和自動調節機器的共同作用下發生的，這一革命的結果是造就了一個幾乎無需人力干預的全自動生產環境。”

　　雖然這一革命引發了人們的就業危機，但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學者很快便發現，由于人力成本的下降，市場對于某一產品的整體需求反而因為價格的降低而迎來了提高，而這一需求的旺盛又增加了許多其他領域的就業需求。

　　如今這一數字工業革命的襲來為市場帶來了許多創新產品和服務，并讓無數的創新企業家、工程師和經理人賺的盆滿缽滿。但就目前而言，我們還僅僅接觸到了這一數字工業革命的皮毛而已，包括政府、公共設施、醫療和教育這些傳統保守領域尚沒有因此而受到沖擊。

　　同時，這個領域也同19世紀的石油、鋼鐵和鐵路這些行業一樣展現出了“贏家全收”的特點，即數字工業革命背景下最好的企業能夠開發出全球市場，并輕松取得行業優勢。但這一背景下美國和歐洲地區中產階級的收入卻也陷入了停滯，這主要是因為配套的教育系統還沒有跟上新技術時代的發展，因此造就了普通工人過剩，而高級技術工人稀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