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是全球知名手機芯片生產廠商，是全球唯一一家能提供完整2G/3G/4G手機芯片解決方案的企業，擁有眾多核心專利。高通從2013年底受到發改委的反壟斷調查，有消息稱跨時一年多的反壟斷調查，最早將在這個月底將有結果。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外媒的報道稱，當美國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因違反中國反壟斷法而可能面臨10億美元罰款的時候，該公司采取了一種異常的策略：為自己抗辯。

　　抗辯，即法律上的對抗，這被認為是不同尋常的舉動，因為被發改委處罰企業往往采取配合的態度爭取少交罰金，幾乎沒有一家通過法律手段維護過自身 利益。因此，高通若對發改委的處罰提出抗訴，將是我國反壟斷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件。同時，從我國法律體系出發，高通完全有權利通過法律手段和發改委對抗。

　　根據我國人大于2007年通過《反壟斷法》第五十三條，“對反壟斷執法機構……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根據我國人大于1999年通過的《行政復議法》第六條，“對行政機關作出的警告、罰款……其他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依照本法申請行政復議。

　　根據我國人大于1989年通過的《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對拘留、罰款……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提起的訴訟。

　　也就是說，高通若不服發改委的處罰決定，提出抗辯這種防御性的法律行為，是完全符合法理的。

　　從全球來看，通過司法審理反壟斷是主流

　　從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也是最老牌的經濟體——美國和歐洲來看，因為歷史發展和社會思潮不同，選用了不同的反壟斷模式——美國是司法模式，歐洲為行政模式。

　　在美國反壟斷中占據核心地位的是法院。美國反壟斷部門有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聯邦貿易委員會;二者的局長和委會均由總統任命、國會批準，獨立性 極高;二者沒有行政罰款的權力，只能向聯邦法院提出刑事訴訟或民事訴訟，然后由法院作出判決;法院雖會根據《謝爾曼》等成文的反壟斷法判案，但更依賴大量 的法院判例。除此之外，個人和公司在法院提出的反壟斷訴訟數量也很高。

　　歐洲的反壟斷傳統上采取了行政模式，有學者認為，這和歐洲倡導競爭的力量多來自高層行政官員有關。不過，根據原歐共體理事會在2003年的通過的1號條例，各成員國法院也是執行歐盟競爭法的機構，私人有權發起反壟斷案件訴訟，這就使得歐盟反壟斷更接近美國的司法模式。

　　同時，由于私人通過司法程序對反壟斷不可忽視的推進作用，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允許并鼓勵私人提起反壟斷民事訴訟，例如歐盟、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等。

　　而即便是行政模式，國際上普遍認為反壟斷機構至少應該有極高的獨立性。世界銀行在2002年發布的《Building Institutions for Markets》中就建議，反壟斷執法部門負責人應由立法部門任命且并有獨立的財政預算。根據報告中對50個發達國家的調研資料，63%的國家有獨立的反 壟斷執法機構，即該機構不屬于任何政府部門。

司法相比行政更審慎理性，高通有一定勝算

　　壟斷的經濟現象因為有強烈的經濟學淵源，專業性很強，所以從我國以及全世界的反壟斷訴訟實踐來看，司法對壟斷的認定不僅看法條，還重視經濟分 析;也就是說，反壟斷不是簡單的看法條辦案“本身違法原則”，而是采用理性的合理分析原則，否則非常容易進入誤區。從這個意義上說，高通如果走司法程序，會有一定勝算，或至少能減少一定損失。

　　以去年反壟斷行政執法機構對國外汽車廠商開出罰單的原因——縱向壟斷協議為例，和我國反壟斷行政機構認為縱向壟斷是違法行為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對此的分析就表現得很非常嚴謹。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年針對反壟斷法司法解釋答記者問中表示，“對于大多數縱向協議，只有在品牌間競爭不充分的情況下才會產生競爭問題。也就是說，只有在供應商層面或購買商層面或這兩個層面同時存在特定水平的市場勢力的情況下才可能對競爭有消極影響。”

　　我們再從之前法院的判例來看，被認定是可能有壟斷行為的被告一方，并不會因為處于“經濟道德”的不利地位而落于下風。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于 2013年8月宣判的銳邦訴強生案中，法院在衡量固定轉售價格的縱向壟斷協議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時，在判決書中明確了四個考量因素。最終，法院 認可了原告的一部分合理請求，駁回了缺乏證據的另一部分請求。

　　而在去年更為受到關注的互聯網壟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駁回了某互聯網公司的壟斷上訴案，這也說明反壟斷司法尺度比較理性和謹慎，和符合世界的潮流。

　　相比之下，行政反壟斷執法部門更注重簡單的“本身違法”原則，而對經濟分析較為欠缺，且缺乏充分的公開對質辯論環節。如2013年8月發改委指 出對合生元等奶粉企業“不正當地維持了乳粉的銷售高價，嚴重排除、限制同一乳粉品牌內的價格競爭，削弱了不同乳粉品牌間的價格競爭，破壞了公平有序的市場 競爭秩序，損害了消費者利益。”可以看出，行政執法部門根據法條下定義的時候居多，但經濟分析不足。

　　從經濟學思潮變遷來看，高通有較大勝算

　　如上段所述，之所以有“反壟斷”的政府立法行為，其淵源就來自經濟學上對壟斷的分析。而隨著經濟學本身的不斷發展，以及不斷在司法的實踐中經濟 學不斷參與，經濟學對壟斷的理解已經和一百多年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差距。在這種經濟學思潮變遷下，高通若提出反壟斷訴訟，勝算較大。

　　最初的經濟學，將市場從完全競爭到完全壟斷做了切割，認為完全競爭是好的，完全壟斷是壞的。后來，人們發現現實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完全競爭，完全 同質產品意味著市場根本不可能存在。廠商總會在競爭中提供更好的差異性產品，形成自己的忠實客戶和市場占有。可以說，壟斷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競爭手段，而企 業競爭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壟斷，壟斷正是企業競爭力和創新力強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出發，除非是針對市場禁入之類的行政壟斷，只要是市場競爭自然形成的壟 斷，政府打擊壟斷就是打擊競爭。

　　高通來華這幾年，給手機和芯片行業是帶來了競爭還是阻礙了競爭，國產品牌全面開花還是發展緩慢，國產芯片是被打壓還是崛起，消費者是否便宜買了 好貨，結論其實非常清晰。而被詬病的高通是針對整機收取專利費而不是芯片本身，只要思維再往前走一步分析就能發現二者并無本質區別;并且，這是廠商和高通 的自愿交易，就算廠商吃了虧也不愿意離開手機行業去干別的，根據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說明這筆交易對二者都有利。

　　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說過的一句話，可以總結經濟學界對壟斷現象百年來的思潮變遷：“多年來，我對反壟斷法的認識發生了重大的變 化。我剛入行的時候，作為一個競爭的支持者，我非常支持反壟斷法，我認為政府能夠通過實施反壟斷法來推動競爭。但多年的觀察告訴我，反壟斷法的實施并沒有 推動競爭，反而抑制了競爭，因為官僚總舍不得放棄調控的大權。我得出結論，反壟斷法的害處遠遠大于好處，所以最好干脆廢除它。”

　　諾貝爾將獲得者威廉·夏普和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的老師，世界著名經濟學家阿爾欽也說過：“我想根本沒有經濟學家會支持司法部對微軟的起訴，至少我沒有見過。”

　　可以看出，因為經濟學深度參與法院的反壟斷判決，經濟學本身也隨著市場不斷發展起來。反過來，經濟理論的發展也深度影響著法院的反壟斷判決，在 此前最高法院作為支持單位的一場會議中，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宋健庭長表示，反壟斷法對經濟分析的重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隨著執法經驗的積累 和對經濟規律、行業狀況的掌握，執法機關更傾向于適用合理分析原則，通過運用經濟分析來確定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對競爭的損害，從而使反壟斷行政執法和司 法更加專業化和精細化。

　　結語

　　從發改委等行政機構的反壟斷歷程來看，調查對象幾乎沒有采取申訴等手段爭取自身利益，往往采取配合的態度，爭取少交罰金。高通如果對對發改委提出抗辯，不但有一定勝算，而且可以推進我國法治，其意義甚至超過案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