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建立在個人信息自決權基礎之上的告知同意，是個人信息保護領域的核心規則。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三條明確“處理個人信息應當取得個人同意”，《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條規定了處理個人信息的“合法、正當、必要”三項原則，《網絡安全法》第四十一條進一步對網絡運營者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做出了專門性規定。從上述規范可知，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圍繞著告知同意規則建構。這一尊重信息主體意思自治、體現個人信息自決權的個人信息保護規則在理論與實踐中均發揮重要作用。

但隨著數字技術席卷全球，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普遍應用，個人信息逐步脫離了封閉式構造。數據的財產屬性、社會屬性進一步凸顯。網絡平臺紛紛制定隱私政策作為處理用戶個人信息、開展數據加工的書面合規說明，告知用戶個人信息收集、使用、共享情況，以獲取用戶對平臺個人信息處理行為的同意。這一基于傳統告知同意規則設定的網絡隱私政策，在信息過載、數據共享頻繁的后數據時代，面臨“形式化”風險。以百度APP隱私政策（2023年4月7日生效版）為例，其篇幅長達2萬字，且存在圖表及諸多需跳轉頁面的超鏈接，譬如《百度兒童個人信息保護聲明》《百度隱私權保護聲明》以及第三方SDK情況說明。普通用戶相對難以弄懂條款內涵及可能出現的法律后果。平臺不考慮隱私政策專業性、耗時性問題，用戶淺層閱讀隱私政策、以隱私換取極小便利［1］，共同導致有效“告知”難以實現。二是網絡隱私政策場景下用戶的知情權、選擇權被架空，若用戶不同意平臺設定的隱私政策，則無法使用相關功能和接受平臺服務。這種“全有全無”的模式架構實際上擠占了用戶的選擇空間，用戶為獲取網絡服務只能同意網絡平臺隱私政策，此情形下的不同意選項形同虛設［2］。三是傳統告知同意框架下的既有強化措施可行性低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七條要求以“顯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語言進行告知，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亦規定“以清晰和平白的語言”來提供個人信息處理事項，但落實法律的概括規定往往存在難度。若網絡平臺以增加“警示”的方式強化告知，則會引起用戶的“警示疲勞”；若網絡平臺采用通俗語言表達個人信息處理規則，隱私政策則會更加冗長；若網絡平臺采用簡潔表達以減輕用戶閱讀負擔，則難以做到顯著、全面、清晰告知。從上述分析可知，傳統告知同意框架下的三種強化措施均難以達到理想化效果，亟需新理論、新方案以破除網絡隱私政策中告知同意規則面臨的現實困境。

基于告知同意規則在網絡隱私政策場景中存在的上述問題，本文對傳統告知同意規則的理論基礎——“理性人假設”學說、個人信息私有化預設、個人信息控制論進行逐一反思，梳理出了傳統告知同意架構與網絡隱私政策場景不適配的癥結。并從有限理性預設及歐美個人信息改革法案中普遍采用、能夠有效突破告知同意理論困境的情景脈絡完整性理論出發，對網絡隱私政策場景中個人信息保護的底層邏輯進行詳細論證。基于上述理論，本文主張構建強告知弱同意的告知同意規則新模式。一方面，以《民法典》規定的格式條款規則嚴格規范網絡平臺的告知行為，確保用戶充分知情；另一方面，基于情景脈絡完整性理論明確同意規則彈性適用限度，以是否符合用戶合理期待這一實質標準取代傳統的個人信息敏感程度界分標準，助力告知同意規則在網絡隱私政策場景下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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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陳黎明 

（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湖南長沙41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