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芯片有沒有國籍”的爭論正在行業內不斷發酵。事件源于大唐電信近期公告，公司全資子公司聯芯科技以下屬子公司立可芯全部股權，參與設立中外合資企業瓴盛科技，其他投資方包括高通、智路基金、建廣基金等。合資公司定位為（前期）主攻價格在100美元左右的中低端手機芯片細分市場。這一事件惹得一些大佬紛紛吐槽，“皇協軍”、“漢奸”的微詞讓業者突然感受到我們研制的芯片距離“愛國主義”是這樣地近。芯片不再是一個中性的產品，中國芯也是有身份的“中國籍”。究竟是什么引起了這場芯片的“國籍”之爭？如何理解當今高科技之基礎的半導體芯片的“國籍”之說，我們有必要做一個梳理和分析。
芯片有“國籍”？
對于芯片的“國籍”，紫光掌門人趙偉國在微信上發聲音：“美國人都說了，芯片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這句話的出處是指今年1月份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寫給美國總統的一封信，這封信可以看作是針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崛起，為了維護美國半導體大國地位而提出的“反制措施”，其主要觀點視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崛起為“攪局者”，看作是對美國半導體大國領導地位的“威脅”。
信中有段話很耐人尋味：“從歷史上看，全球的半導體市場從來不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從歷史上看，它是基于政府和學術界的一些研究而建立起來的。因為考慮到國防安全等問題，當中有一部分的技術是處于高度限制的狀態。這個產業也是政府高度關注的產業。”看來，趙總并沒有說錯。
縱觀全球的半導體產業，可以稱之為產業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是美國、日本，以及后來崛起的韓國和臺灣地區。許多世界工業強國，包括英國、法國、意大利等，都沒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而是采取“拿來主義”。那么如何看待芯片的“國籍”？也就是所謂的芯片產業的“國營化”。
美國從上世紀的70年代開始，在計算機應用普及的推動下發展起自己的半導體產業，才有了Intel，IBM，Motorola，應用材料等公司。日本半導體業的起步也是向美國學習，但在80年代日本在存儲器方面的突破，超過了美國。在1990年全球前10大半導體供應商排名中，日本的NEC，Toshiba及Hitachi分別占第一至第三位，而那時的日本半導體業占全球的市場份額高達50%。于是日本開始將它的半導體市場關閉，拒絕從海外進口芯片，這就催生了“美日半導體貿易協議”，日本才同意將20%的芯片市場開放給美國與其他外國廠商。
直至1995年，日本電子產業呼吁終止維持了近十年的美日半導體貿易協議，當時的Sony董事長暨日本產業協會主席大賀典雄（Norio Ohga），在接受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訪問時表示：“有鑒于在這個產業內許多基礎業務的運作之無國界特性，區分半導體產品“國籍”的時代已經過去。”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幾乎所有的半導體產業又都離不開政府這只無形的手。以臺積電（TSMC）為例，如果沒有獲得支持，恐怕不可能誕生這樣一家為全球提供晶圓代工業務的明星公司； 三星（Samsung）如果沒有韓國政府的援手，也無法成為今天的半導體巨擘。還有日本三菱（Mitsubishi）、日立（Hitachi）、NEC等等，也都是因為日本政府的支持才建立起自有的芯片制造業務。這一切表明半導體產業的特點，在初始成長階段都需要跨過“門檻”，之后才能逐步健康地成長。從這個觀點來說，芯片的“國籍”說似乎也有根有據。
從日、美、韓的產業發展史看，每個地方的半導體產業在崛起之前都有來自政府提供的從資金補助到產業政策的支持，政府也代表他們的自家產業，通過參與激烈的貿易爭端，透過施加壓力以及政治手段等形式，才讓本國的芯片業者走上正軌。
競爭無國界？
但是，從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趨勢來講，芯片從業者最終應該是跨越國界，利用產業供應鏈以及整個生態系統來尋找市場商機。作為產業的特點，全球芯片產業無國界，且競爭十分國際化。目前來看我們的半導體產業還不具有主場優勢，唯有能面對國際化競爭的半導體產業，我們才能不斷迎接且成功掌握產業成長契機。
就集成電路制造業而言，全球12寸晶圓廠產能向中國的轉移已成定局。中國現有的12寸晶圓廠產能總計共42萬片/月，其中包括中芯國際（北京）、中芯國際（上海）、SK Hynix、Intel（大連）、武漢新芯、Samsung、華力微電子，而2016-2018年中國新增的12寸晶圓廠總產能將高達63.50萬片/月，占全球12寸晶圓廠的產能比重將由2016年的10%攀升至2018年的22%。
未來中國12寸廠的產能將足以左右全球半導體市場，這代表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崛起。但另一方面我們又面臨走出去的困境，過去是用市場換技術，取得了成效；今天我們想用資金買公司買技術，可是似乎不靈了。擋道的是美國政府，紫光的幾起跨國并購案功虧一簣，就是源于美國政府的干涉。2015年，紫光對世界第三大內存芯片廠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230億美元的收購宣布失敗，去年，紫光試圖用26億美元收購美國仙童（Fairchild）也被拒絕，仙童害怕美國政府會阻撓收購，主動拒絕了清華紫光。原因都是美國擔心這些收購會影響其國家安全。
不僅僅是美國，歐洲也開始限制中國方面的投資。去年10月25日，德國經濟部迫于美國的壓力撤回了之前對福建宏芯基金收購德國半導體設備制造商愛思強（Aixtron）發放的通行證，重啟相應評估程序。對于想成為世界級芯片制造國家的中國來說，收購外國公司受阻是最大的障礙，而且未來的收購也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反過來，在外國人不讓中國大陸資本“走出去”的情況下，一部分跨國的半導體廠商選擇了“走進來”。2015年以來，目前僅有的四家可以制造14-16納米級別芯片的廠商都選擇到大陸建廠，就連業界的“老大”臺積電也放下身段，在去年3月28日宣布在南京建立16納米芯片工廠。但是按照現行臺灣法律，臺資在大陸新設的工廠須與臺灣保持“N-1”代的技術落差，且主導權要由臺灣半導體產業掌控、對臺灣有相對投資。同時，臺灣半導體產業在大陸設廠，將以三座為限。
誰能說半導體產業的競爭是無“國界”之分呢？西方少數人一方面鼓吹芯片“無國界”，一方面對中國實行嚴格的控制高技術出口政策，即所謂“瓦圣納條約”。因此站在中國的立場，對于芯片無“國界”論在現實上確是很難接受的。
現在仍有輿論對中國從一開始實行IC進口零關稅的政策耿耿于懷。自2001年11月10日中國被批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那一刻開始，中國的承諾清單中就有一項同意進口IC實行零關稅。這也是我們現在不得不面對的殘酷現實：每年進口集成電路連續四年超過2000億美元。我們打開了國門，別人卻在我們需要走出去的時候關上了門。
中國IC行業的現實：大而不強
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的《2016年電子信息制造業運行情況報告》，2016年電子器件行業生產集成電路1318億塊，同比大幅增長21.2%。但是，中國集成電路產值不足全球7%，而市場需求卻接近全球1/3。我們的第一大進口工業品就是集成電路，2016年進口了2271億美元，占了整個工業品進口總額的19.3%，與此同時，集成電路出口金額為613.8億美元，貿易逆差1657億美元。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芯片設計領域，2016年，中國第一大半導體公司海思半導體銷售額為303億人民幣，約合43.9億美元，而世界第一大半導體公司英特爾營收為549.8億美元，相差是12.5倍。如果說英特爾是IDM不具有可比性，那么海思和世界IC設計企業第一名的高通比較，高通2016年營收為154億美元，是海思的3.51倍。實際上，海思的芯片設計還是基于ARM的架構，中國真正算得上完全自主可控的芯片龍芯，2015年銷售收入只有1億人民幣，和高通是100倍以上的差距。
芯片制造領域，中國第一大制造商中芯國際2016年銷售額為29億美元，世界第一大制造商臺積電2016年銷售額為297.65億美元，差距為10倍。
芯片封裝領域，中國第一大封裝廠長電科技2016年銷售額191.55億人民幣，世界第一大封裝廠日月光2016年營收為628億人民幣，差距為3.28倍。
半導體生產設備，全球第一大企業是美國應用材料公司，2014年營收79.4億美元，而中國的龍頭企業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兩大研究所（四十五所、四十八所）加起來營收為8.09億人民幣，相差63倍。
答案出來了：
芯片設計環節，我們和世界第一的差距是3.5倍；
芯片制造環節，我們和世界第一的差距是10倍；
芯片生產設備環節，我們和世界第一的差距是63倍。
結語
從上面的差距來看，我們沒有對策嗎？對策是有的，只要我們產業鏈的下游（應用端）國產化需求加大，才能帶動上游（芯片產業）的發展。試想，如果海思，展訊，華大，大唐這些IC設計公司發展不起來，那么中芯國際、華力微這些芯片制造企業也就發展不起來；如果中芯國際、華力微這些制造企業發展不起來，那么更上游的北方華創，中微半導體等半導體生產設備供應商也很難發展起來。當然，是在有“國界”的競爭條件下，這個“國界”的前提就是國產化，用下游帶動上游，這就是縮小差距最好的良方。
今天我們討論芯片有無“國籍”，本身無太大的意義。它的積極作用在于我們要認清發展自主可控的“中國芯“是國家的根本利益，從這點上看中國不可能像那些其他國家一樣采用“拿來主義”。我們必須站在國家安全的高度以及芯片是現代工業的創新基石出發，盡快地建成一個強大的、自主可控的半導體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