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國的光伏發電裝機容量達到了1060萬千瓦;2015年，保守估計也要超過1600萬千瓦。中國的光伏發電，從2012年以來，裝機容量在幾年之間突然增加了一個數量級，繼水電和風電之后，榮登年新增裝機容量世界冠軍的寶座，看起來確實很美。

　　遺憾的是，與風電裝機容量增加后發生棄風一樣，光伏發電在一些地區，也開始出現“棄光”的現象。

　　更糟糕的是，光伏發電的成本目前還遠遠高于傳統的燃煤和水力發電成本，如此巨大的光伏裝機容量是在長期巨額發電補貼保證的刺激條件下產生的。拿分布式光伏的補貼來說，國家要補貼0.42元/千瓦時，各地還有補貼。可怕的是，這個補助，不是補助幾年，而是一旦安裝，就要補助20年。2015年新增發電能力按1600萬千瓦光伏計，單位光伏發電功率的平均發電量按1200千瓦時/千瓦·年計，平均補貼按0.4元/千瓦時計，補貼年限按20年計;那么，不計折現利率，對于僅在2015年安裝的光伏發電設備，就要在未來的20年中，總計補貼16，000，000千瓦x1200千瓦時x0.4元/千瓦時x20年=153，600，000，000元，即1536億元。國家每年的科研預算總額也沒有這個數啊!如果未來10年，每年平均新增這么多補貼(雖然單位發電量補貼會減少，但安裝量會增加)，累計補貼就會達到約1.5萬億元!

　　以上的財務補貼還沒有計入為消納這么多光伏電而增加的輸電網和配電網新建和改造投入。

　　這樣的前車之鑒，幾年前就已經在西班牙、捷克和德國發生過;這些國家由于光伏發電容量過高，在巨額的光伏發電補貼負擔下，終于不堪重負，被迫大幅度消減光伏安裝量，不僅造成了本國光伏發電制造業的滅頂之災，而且還與歐盟最大的光伏板進口國——中國發生了激烈的貿易沖突。這樣巨額的財政負擔，這么可怕的經濟惡果，誰來關注呢?

　　三年前，當德國的巨額光伏補貼由于光伏的大規模安裝，終于成為全民不可承受之重，而不得不將光伏裝機容量腰斬時，我曾經詢問過時任德國能源署總裁的科勒先生：“難道以前就不知道嗎”?科勒先生回答：“當然知道。幾年前我就曾經公開呼吁過，要減少安裝量，但是德國政府的很多政府高層官員和議員不同意”。“是個別黨派不同意嗎”?“不是，各個黨派里的大多數政治家都不同意”。“為什么”?“選票”!這個道理可以如此解釋：當光伏的補貼還沒有高到引起全民重視時，如果及早地修正過高的補貼，會遭到已經很強大的光伏發電制造業利益集團的反對，哪個政黨要求削減安裝量，這個黨就會丟失選票，而選票對于西方國家的政黨是命根子。只有當大多數民眾反對、不改變這種補貼政策會丟失光伏發電制造業利益集團之外更多的選票時，政府和議會才會改變這種錯誤的補貼政策。真是開了眼了，德國今天也有“皇帝的新衣”!

　　作為依法治國不嚴謹的國家，如捷克、西班牙，則干脆政府違約，將已經允諾的補貼大幅度削減，因而引起了大量的法律糾紛，嚴重損害了國家的信譽。這些國家，本身債務已很重，國家債務違約發生的危險性已經很大，這么做也算是“死豬不怕開水燙”了。

　　光伏發電的成本在過去10年間，大約下降了70%左右。有專家預測，在未來的10年內，光伏發電的成本還會再下降50%左右。因此，中國政府明智的做法是，將年光伏裝機總量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以保證光伏產業的生存，并將財政補貼向光伏的研發傾斜，促進光伏技術的發展以降低大幅成本;待光伏發電的綜合成本下降到(考慮到環境污染和氣候保護因素的)煤電綜合成本左右時，再逐漸增加年光伏裝機總量。

　　中國上千億元的補貼已經或許諾出去，不能再雪上加霜。否則，等到光伏補貼達到全民不可承受之重時，中國政府肯定會不得不對光伏補貼剎車，這對中國的大多數光伏企業來說，也將會是滅頂之災。

　　毫無疑問，光伏發電替代燃煤發電，可以大幅度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每減少一噸二氧化碳的排放，現今絕大多數節能措施所需要的財政補貼遠比光伏發電低得多。這一點，從碳交易的價格就可以看出來。光伏發電每千瓦時可減少大約0.8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財政補貼是約0.4元/千瓦時，折合光伏發電減排二氧化碳的成本是約500元/噸，而現在中國各個碳排放交易所的二氧化碳減排交易價格為30~60元/噸，而國際碳交易的價格只有20元/噸左右。國家當前應當采取何種二氧化碳減排戰略，還用解釋嗎?當然是節能優先。“節能優先”也正是習近平論述能源革命時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