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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培養不出半導體技術人才 日本專家說得對嗎

201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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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中芯國際財務報表,雖然和臺積電有非常大的差距,但企業總體發展勢頭良好

  去年以來,中國企業大規模收購了全世界的半導體制造商。特別是紫光集團的收購攻勢非常厲害。(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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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Business Journal網一篇原題為《世界工廠中國,為什么培養不出技術人員,簡要說就是做不到必要的開發和合作,還會偷懶》的文章被國內媒體摘譯并轉載,引發網友熱議。文章對爾必達前社長與和合肥政府合作建設DRAM工廠做了介紹,認為中國的半導體技術人才具有偷懶、個人主義、缺乏忠誠感的劣根性,并認為中國無法培養出本土人才。該文作者是日本微細加工研究所所長湯之上隆,曾在日立制作所、爾必達存儲器等企業任職,從事半導體技術開發工作長達16年。筆者認為,雖然文中描述的部分事實客觀存在,但其主要觀點與結論恐怕與事實不符。

  對中芯國際的描述有誤導之嫌

  在文章中,湯之上隆稱,曾在2007年拜訪上海中芯國際,指出“這個公司在2000年4月成立的,之后,一次也沒有獲得可觀的收益,一直處于低空飛行的狀態。要是沒有國家的援助的話,一定早早就倒閉了……訪問中芯國際之后,感覺到最大的違和感是,經理是臺灣人,幾乎所有的技術人員不是日本人就是臺灣人,中國人的技術人員只有極少的一小部分。”

  雖然湯之上隆的描述,在他2007年拜訪中芯國際時確實存在,但在2016年的文章依舊引用9年前的情況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就非常不妥當了,有故意誤導讀者的嫌疑。筆者從以下三個方面予以澄清。

  一是中芯國際發展狀態良好。雖然在2007年中芯國際處于困境之中,但在近年來走上正規后發展勢頭良好,不僅早已實現盈利,市場份額位居全球第五。如果僅僅算為其他廠商代工的市場份額,把三星垂直整合部分(自己為自己代工)的產能削去,中芯國際的市場份額位居全球第四,僅次于臺積電、聯電、格羅方德,位居三星之上。

  在技術上,中芯國際于2015年開始為高通代工驍龍400系列芯片,在2016年初也掌握了28nm HKMG技術,并計劃以該制程工藝為大唐聯芯代工手機芯片。高通、華為、展訊、博通等公司也有意向將自己的部分業務交由中芯國際代工。

  二是中芯國際高管早已由大陸本土人才出任。湯之上隆稱,“最大的違和感是,經理是臺灣人,幾乎所有的技術人員不是日本人就是臺灣人,中國人的技術人員只有極少的一小部分。”但在如今,這早已成為歷史——由于張汝京在中芯國際成立之處大量任用臺灣人,而且臺灣籍員工工資高,掌握話語權,自命高人一等,歧視大陸員工,導致臺干和陸干之間矛盾尖銳,雖然在張汝京、江上舟時期矛盾被壓制。但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終究于2011年以人事斗爭的方式爆發——在大股東大唐電信、陸干與海外股東、臺干的博弈下,臺籍高管個人的偷稅、多報銷費用等都成為博弈籌碼被公諸于世,并最終以王寧國離職和臺籍高管在這次人事爭斗中的失勢,使中芯國際進入了新國企時代。

  目前中芯國際的董事長為周子學,浙江江山人,1980年參加工作,198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加入中芯國際之前任工信部總經濟師,并歷任產業司司長、副司長及電子工業部副司長等職,兼任北航等高校教授,是土生土長的本土人才。

  三是用中芯國際任用臺灣、日本人才來論證中國大陸無法培養出技術人才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美國硅谷大量聘用中國和印度人才,但這能證明美國不具備培養技術人才的能力么?化他國人才為己用,讓各國人才為中國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貢獻智慧,其實是中國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實力與日俱增的具體體現。

  對中國技術人員的看法值得商榷

  文章中湯之上隆對中國技術人員有三點看法:

  一是中國人都是個人主義。由于中國人只相信自己家人或少數的朋友,做不到在團體中與他人合作,而半導體的開發和制造,最少也需要100人規模的團體合作,缺乏團隊精神必然導致中國企業很難在半導體領域有所建樹。

  二是中國人很會偷懶。中國人在做判斷的時候,一定會選最方便的選項。比如說,讓他在生產線上某個制造機器上開發生產流程。日本人的技術人員一般要用十張左右的晶元來判斷條件,中國人只要一兩張就結束了。用這樣的流程來進行量產的話,一下子就會有一大堆不良品被制造出來。直截了當的說,中國人就是很粗糙的。

  三是中國人缺乏忠誠度。一旦學會了技術開發的方法,中國人馬上就辭職,找工資更加高的公司,完全不講情面和忠誠。

  對于湯之上隆三點看法,雖然在客觀上部分國人確實存在這些現象,但生硬的將部分人類的共性,套用為“中國技術人員的劣根性”就非常不妥當了。

  實際上,員工個人主義、偷懶、缺乏忠誠度這種現象并非僅僅存在于中國員工的特性,很多美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都有這種特點,這些問題其實與民族、種族無關,而與受教育程度、責任心有關。另外,工廠在生產過程中也不可能按所謂“民族性”來組織生產,而是有非常嚴格的生產流程和規章制度。即便是在美國、德國和日本,如果生產流程和規章制度不明確,管理水平低下,同樣會存在個人主義、偷懶等情況。國內的IC設計公司中華為海思員工超過8000人,展訊員工超過4000人,但在雙雙擠入ICInsights發布的2015 TOP10名單(ICInsights是對不具備晶圓廠的IC設計公司以銷售額為標準做排名的評價),可見中國人并非像湯之上隆所描述的不懂得團結協作。而在ICInsights發布的2015 TOP10名單卻沒有一家日本IC公司上榜,這恰恰說明湯之上隆的看法是不科學的。

  至于員工掌握了技術就跳槽,關鍵還是怎樣留住人才的問題,員工的技術水平提高了,如果依舊用原來的薪資標準對待員工,那就不要埋怨其跳槽到工資更高的公司,畢竟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

  中國真的無法培養出人才?

  據2006年9月30日出版的《圣荷西新聞報》報道,僅在硅谷腹地圣塔克拉拉(Santa Clara)和阿拉米達(Alameda)兩個縣,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就有27.2萬人,其中有華人科技人員8萬多人,加上硅谷也有很多印度人,特別是很多硅谷科技公司的高管是印度人。因此,業界戲言美國IC(印度和中國的英文第一個字母)其實是中國人和印度人在做,沒有IC(印度人和中國人),也就沒有今天的硅谷。

  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培養的海量人才相當一部分漂洋過海,為美國IC產業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智慧。中國人才相對匱乏的根源并非培養不出人才,而在于留不住人才。因此,湯之上隆所謂的因為中國人具有種種劣根性,所以培養不出人才是站不住腳的。

  過去,由于半導體企業實力有限,整個產業鏈也比較弱,無法為優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就業崗位、滿意的薪酬和發展條件,自然導致中國大陸的優秀人才前往美國尋找發展機遇。而因為理想留在國內的技術人才由于沒有優質的本土企業提供成長和鍛煉的平臺,導致本土人才的培養困難重重——畢竟實踐出真知,只有在實踐中鍛煉才能成長。

  另外,雖然客觀條件的限制導致中國大陸本土人才培養困難重重,但這僅僅是增加了人才培養的難度,并非無法培養出人才——在IC設計方面,由于西方的長期技術封鎖,導致中國技術人才只能苦苦在黑暗中摸索,龍芯、申威、飛騰在十多年的時間里培養了一大批本土IC設計人才。以龍芯為例,其技術骨干全部自己培養,而且技術骨干中不乏85后年輕人。此外,龍芯還培養出一批從龍芯項目中成長起來,只是出于興趣愛好轉向其他科研方向的優秀人才,比如,開發出寒武紀神經網絡芯片的陳云霽博士和陳天石博士。

  結語

  隨著近年來半導體產業鏈向中國轉移和中國政府不惜血本的巨額資金投入,相當一部分具有20年從業經驗的華人工程師開始從海外回流,加上本土企業的發展壯大和海外巨頭紛紛開始在中國合資建廠,具備供優秀人才成長的產業基礎是水到渠成之事,屆時,即可形成良好的產學研環境,中國本土半導體人才也必將隨著中國半導體產業的騰飛而茁壯成長。

  以下為對湯之上隆全文的翻譯:

  世界工廠中國,為什么培養不出技術人員,簡要說就是做不到必要的開發和合作,還會偷懶

  曾經是日本唯一的DRAM(半導體存儲器  PS:國內一般這么叫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即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制造商ELPIDA MEMORY公司在2012年2月經營不慎破產了。那時候的CEO(最大經營責任人)坂本幸雄,將那份回憶寫成書籍《非情愿的戰敗》(日本信息經濟社)出版了(圖1)。作者坂本新設立了DRAM的設計開發公司、Sino King Technology(下文簡稱sinoking)。在公司的網站主頁上,記載著“sino=中國的、king=王,也就是‘希望在中國打造具有壓倒性優勢的DRAM’”。

  同時,sino king有著一個計劃,先在日本和臺灣先采用共計兩百幾十名技術人員,將這些人員的經驗和技術力作為核心,在未來的2017年里,打造成為在日本、臺灣、中國三地共計有1000名技術人員規模的存儲器開發公司。

  而且,sino king還作為核心企業參加了在中國安徽省合肥市的地方政府推進的投入了約8000億日元的尖端半導體工廠計劃。在那次計劃中,sino king設計了次時代的存儲器,還提供了生產技術。

  作為那次計劃的第一份成果,成功設計開發了一切事物連入網絡的“IoT(事物與網絡的融合)”領域中不可缺少的省電DRAM,如果早的話2017年下半年就可以實現量產了。

  也就是,一度在DRAM事業中品嘗了“非情愿的戰敗”的坂本,將日本和臺灣的技術作為基礎,利用中國的資本再次挑戰了DRAM事業。

  本稿會說明sino king的商務特征,同時討論下它的期待和課題。

  最初的DRAM專門的無生產線設計公司

  Smart Phone(智能手機)用的處理器還有數字家電用的半導體SoC(System on Chip)的半導體設計是由fabless(沒有工廠的半導體制造商)來承擔的,制造是由foundry(受托制造公司)在承擔的,也就是固定了水平型國際分工的模式。

  此時放眼世界,存儲器采用水平型國際分工的模式還沒有任何人嘗試過。因為存儲器基本是品種少還要大量生產,不適用于fabless和foundry的模型,而且人們大多認為將設計、開發、制造全部有一個公司來承擔的垂直統合型更加適合。

  然而事實上,以服務器用、PC用、智能手機用為首,能夠應對各種各樣的用途的DRAM是需要的。為此,本來是應該將各個用途分開設計,還要開發工序,但是現今還不存在DRAM專門的fabless。

  因此,坂本挑戰了世界第一個DRAM專門的fabless。公司網站主頁的“sino king Technology的目標”一欄,明確地記載著以這個作為目標。

  “(1)不具有直接的生產線,以通過給生產公司提供技術來獲取利益的商務模型,來實現獲取不會被儲存器的市場價格變動而影響的穩定的利益。由此,可以維持給最尖端的開發環境的投資。這個公司開發的DRAM會被世界上所有公司提供技術支持。”

  “(2)考慮制作不被JEDEC標準所束縛的Application specific(應用程序專用)的儲存器。。。(當中省略)。。。考慮特殊化不需要的規格的刪減,同時還要完成客人所需要的東西,并以此將儲存器變為更易于生產的東西。通過這件事,我想并不是要和現存的儲存器公司進行競爭,反而是將潛在的DRAM的需求給挖出來,給現存的制造商以擴大市場的形式來做出貢獻。”

  JEDEC也就是Joint Electron Device Engineering Council的簡稱,將半導體領域內的規格標準化的業界機構。基本上以DRAM為首的半導體產品,都要遵循JEDEC規定的標準規格來進行設計開發。完全按照JEDEC的標準規格制造的DRAM,可以在所有機器上運作,但是卻可能包含了不必要的規格,因此,有可能不必要的高水準的制造技術就變得必要了。

  世界第一個DRAM專門的fabless,注重以顧客需求的DRAM的開發設計,靈活運用豐富的中國的資金。從這三點可以看出sino king的商務模型非常出眾,十分值得期待。但是,要實現這個,要有著很大的課題。

  sino king的課題是什么

  用一句話來說,就是sino king成功與否,關鍵是“能不能形成1000人規模的(日臺的)技術人員團體”。加上(日臺的)其實是重點,假如就算成功形成了1000人規模的技術人員團體,所有人幾乎都是中國人的話,成功還是十分不穩妥的。接下來我想說明下原因。

  去年以來,中國企業大規模收購了全世界的半導體制造商。特別是紫光集團的收購攻勢非常厲害。(表1)

  中國要進行這樣的大規模收購的原因是什么。其實就是因為,中國非常不擅長半導體的制造。因此,做出來將國外的半導體制造商連通其技術人員一起收購的行為。

  中國的半導體市場在2014年達到了980億美元。這相當于全世界半導體市場的3330億美元的29.4%。通過電器類制品等成為了“世界的工廠”,完成了經濟發展的中國,需要大量的半導體。

  然而,2014年里在中國生產的半導體只有125億美元。這個生產額只有全世界的3.8%。同時中國的半導體自給率僅僅只有12.8%。也就是說,中國的半導體的自給完全沒有跟上腳步。

  還有,sino king 的網站主頁上還寫了,要發展成為給不同國家定義不同的DRAM供給和需求。通過這個說明能得知,中國企業的DRAM供給量幾乎為零。即使如此,中國卻消費了全世界約6成的DRAM。

  成為世界的工廠的中國,為什么不在半導體,特別是DRAM上發揮其實力。原因是,沒有培育游戲半導體技術人員,僅存的人員也沒停留在這個領域。

  中國的半導體技術人員的情況

  半導體的開發和制造要有數百人的工序上的技術人員。筆者認為,中國人是不是不適合需要100人規模的技術人員的團體合作這樣的制造生產。這個想法,是我在2007年拜訪了上海SMIC的工廠是確信的。這個公司是在2000年4月成立的,之后,一次也沒有獲得可觀的收益,一直處于低空飛行的狀態。要是沒有國家的援助的話,一定早早就倒閉了。

  雖然在PC、手機、數字家電等領域被稱為世界的工廠的中國,在半導體領域卻無法做出成績。這個謎團,在我訪問了SMIC后解開了。

  訪問了SMIC之后,感覺到最大的違和感是,經理是臺灣人,幾乎所有的技術人員不是日本人就是臺灣人,中國人的技術人員只有極少的一小部分。問他們“為什么中國的技術人員那么少?”得到了這樣的回答。

  “第一,中國人只相信自己家人或少數的朋友。對公司缺少忠心也不具有團體的協調性。半導體的開發和制造,最少也需要100人規模的團體合作。但是,中國人都是個人主義,做不到在團體中與他人合作。”

  “第二,無法交給中國人需要各種判斷的工作。為什么呢,因為中國人在做判斷的時候,一定會選最方便的選項。簡單地說,他們很會偷懶。比如說,讓他在生產線上某個制造機器上開發生產流程。日本人的技術人員一般要用十張左右的晶元來判斷條件,中國人只要一兩張就結束了。用這樣的流程來進行量產的話,一下子就會有一大堆不良品被制造出來。直截了當的說,中國人就是很粗糙的。因此,只能交給中國人把將這個的制品單體放到這樣的制造機器里,通過這樣的制造流程來做出來,這樣不讓你有任何判斷的單純的工作。”

  “第三,就算如此還是很耐心的教給他們技術開發的方法的話。覺得自己好像會做一點了以后,中國人就會找工資更加高一點的公司,馬上就辭職了。完全不講情面人情。”

  sino king的展望

  sino king的商務模型十分有趣。但是,要實現這個,必須要集合日臺(當然歐美人也是可以的)為中心的1000人規模的技術人員。這到底可不可能,circle-cross公司的董事長若林秀樹在2月22日,新聞應用“NEWS PICK”上發表了一下的評論。

  “我當然懂得要愛護優秀的工程師,我覺得將工程師用完了就扔了的,反而是日本的企業、金融機關、政府機關。他們煽動無法出人頭地又沒錢的優秀的人材。如果說給夏普出資3000萬億日元,用3000萬來養活1000名技術人員十年,1000萬的話就是養活3000名技術人員一年。又或者是聘請博士生研究生。如果采用了這種政策就批判他們。”

  經濟產業省的管轄下的產業革新機構想用3000億日元來救助要倒閉了的夏普。結果被出資7000億日元的臺灣鴻海精密工業給收走了,只能用這3000億日元來雇傭日本多的撲出來的半導體技術人員。筆者也感同身受。希望坂本怎么樣都要集齊1000名技術人員,打贏這場DRAM的復仇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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